汉朝名城布局及发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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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朝名城的布局及其发展趋势

    郡县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、社会生活的浓缩点,也是巨大的社会综合体。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城市,对了解当时的经济结构,剖析生产关系,掌握其规律,提供历史借鉴等有着重要意义。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前期经济发展的高峰期。它既是战国以来城市发展的继续,又对以后的城市发展产生深远影响。但这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,甚至未曾引起高度重视。这里仅就现有文献、考古资料,对汉代城市的布局、发展阶段及其发展的显著标志等方面作些探讨。

    一、汉朝名城的地域分布与发展阶段

    战国至秦时期,城市的数量、规模、城市形态及其建筑水平等,都较前代大有发展。城市的政治功能所诱发的经济功能也有所增强。但是,由于兼并统一,战争不休,城市的军事功能远远大于别的功能,抑制了城市经济功能的发展,其辐射作用也受到束缚,不可能形成全国范围的城市网络。汉代继秦以后,大一统的郡县城市得到较大的发展,中央、郡、县及县以下的几级城市体系开始形成。在分布特征上,首先表现为城市地域分布的广泛性。汉武帝“攘却胡越,开地斥境”[1],使汉代疆域远远超过秦代,也就使汉代城市的分布地域比秦大得多。在东到玄菟,西到西域,北到五原,南到交趾的广阔范围内分布着100多个城市。其次,汉代城市的分布极不平衡。从表1中,我们可以看到,北方城市多,南方城市少。南方的荆州、扬州、益州、交州四个州,汉时城市总数为33个,东汉时也只有37个,而北方九州西汉时城市总数为1251个,东汉时也有927个。南方不仅城市数量少,而且城市密度也非常小,特别是益州和交州更是如此。益州西汉时71平方公里才有一城,东汉时917平方公里才有一城,扬州两汉都是9000平方公里左右才有一城。北方城市主要集中在青州、冀州、徐州、兖州。密度最大的青州平均43平方公里就有一城。分布的不平衡还表现在汉代县以下城市很少,从表1可知,西汉县以下城市仅个,东汉虽有增加,也只3个。而且分布极不平衡,主要分布在司隶和兖州。以东汉为例,这两刺史部就有57座,约占东汉县城以下城市的百分之七十。而广大的兖州、扬州、徐州则一座也没有。再次,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。这与汉代政治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是分不开的。整个汉代城市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。第一时期:从刘邦立汉至文、景时期,是汉代城市的建立和复苏时期。汉初,不少城市因战争破坏,高祖于公元前201年“令天下县、邑城”[2],在全国范围内立城,并修建原秦时被战争洗刷的城市。城市分布的地域广度大致与秦相同,只不过“以其(秦)郡太大,稍复开置,又立诸侯王国”[3]。其中,“高祖增二十六,文景各六”[4],即在这时期汉复立郡国3个,这些郡(国)几乎没有突破秦的范围,但城市密度增大了。同时,许多城市在恢复其政治功能的同时,也使其经济功能开始增长。但应该指出,这时期许多新立的城市其政治功能异常突出,主要因其统治的需要而建立。

    第二时期:从武帝开始至王莽末年。这时我国城市分布的密度急剧增大,城市的数量也明显增多。特别是边地城市数量增多,使汉代城市的范围得到空前扩大。这个时期,内地城市的经济性增强,有些因工商业的发达而兴起了新的城市。第三时期:从刘秀复汉至东汉末年。此为汉代城市地域分布转移期。这时,有强烈的政治意义的城市数目减少。从表1中可看出,幽州、凉州在东汉时,城市密度比西汉时小。这与东汉前期的“柔道”治国方针有着直接关系,这种方针使边境城市萎缩,有些则完全废弃。但这时期县以下城市数目增多,东汉时达3个。

    需要指出的是,随着江南社会经济的开发,东汉时期南方城市有所增加。表1中,西汉、东汉城市数目相差320个,而南方的荆州、扬州、益州、交州两汉城市数之差皆较小,说明东汉时期南方城市就全国总体来说有所增加是不容怀疑的。

    汉朝城市发展呈现的阶段性还表现在西汉、东汉城市总数量的起伏和分布地域的变化。表2中,两汉城市数量之差很大,达320个,主要集中在冀州、徐州、青州、交州、幽州等地。而司隶、兖州、交州、扬州则相差无几。从表1中,我们看到西汉时期,城市密度最大的是青州,其次是冀州、徐州、兖州;东汉城市密度最大的是兖州,其次是冀州、青州、司隶。城市密度稀疏的地区也有变化。西汉最稀疏的是交州,其次是益州。而东汉最稀疏的是益州,交州退到了第二位。另外,徐州的两汉密度差异特别大,西汉为4平方公里,而东汉则为1349平方公里。

    说明:①两汉城市差系西汉城市数减东汉城市数。

    ②此表据《汉书·地理志》及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。

    ③《后汉书·郡国志》结束语有“凡郡国百五,县、邑、道、侯国千一百八十”。据笔者统计,此有误,应为千一百八十有一。

    ④西汉有而东汉无的郡国为:广平郡、真定郡、甾川国、胶东国、高密国、城阳国、泗水国、六安国共个辖4县。东汉新设郡国为任城国、济北国、吴郡、永昌郡、广汉属国、蜀郡属国、犍属国、张掖属国、张掖居延属国、辽东属国10个辖502个县。

    二、汉朝名城发展的显著标志

    汉代城市发展的显著标志是:城市数量增多,规模扩大,经济职能增强。汉代建立后,形成了大一统的郡(国)县城市体系。各郡(国)县、邑治所在的城市是中央统治地方的枢纽。汉高祖刘邦“令天下县、邑城”即命令全国各县或相当于县级的邑在各自的治所筑城,这是全国性城市建设高潮的序幕。全国县治都筑城后,一县一城,“凡城皆县”(当然,后随着政治、经济的需要,也有一县多城的现象,至少一县一城确定无疑)。城市数量大增。

    西汉中期,又新置了一些城池。武帝时,新置郡2个,它们是弘农、陈留、广平、真定、泗水、临淮、零陵、犍为、柯、越、益州、汉阳、武都、安定、武威、张掖、酒泉、敦煌、西河、朔方、玄菟、乐浪、南海、苍梧、合浦、交趾、九真、六安等郡国。城市357座,加上武帝前城市1214座,共1571座。同时,自武帝以后,汉代对西域进行了有效的管辖。公元前0年,设置西域都护,使西域50多个小国皆纳入汉之版图。这些小国,一国一都,规模都比较狭小,相当于内地的县城如以50个计算的话,武帝时期,全国城市数为121个。昭帝时,增加了金城郡,辖城13个。这样西汉最多时城市数达134个。与秦701个城市相比,净增城市933个。

    东汉时,光武帝裁并郡县。从表2中得知,县以上城市111个,比西汉157个减少397个。但东汉县以下城市比西汉多。西汉仅城,而东汉有3城,净增77个。东汉时的总城市数为1314个,比西汉少320个。

    汉代城市不仅数量上超过了前代,规模上也远甚于前代。西汉政治、经济中心长安范围甚大周长251公里,据《三辅黄图》记载:其“城中经纬各长32里1步,地973顷,八街九陌,三宫九府,三庙,二十门,九市,十六桥”;“长安户八万八百,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”。这个数字明显偏低,不少学者认为,这可能仅仅是作为征收赋税对象的民户的基本数字,其他城市居民(包括贵族、驻军、刑徒、奴婢等)尚未统计在内。总计起来,西汉长安人口应在50万左右。鼎盛时期的长安城,实际居住人口应远远超过50万[5]。

    洛阳:西汉时是河南治所,当时有“户五万二千八百三十九”,人口当在一、二十万之间。东汉在此设都后,人口应有大量增加。东汉末年,董卓强令迁都,“尽徙洛阳人口数百万人于长安”[7]。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张,但据此我们可以想见人口之多。

    临淄:由大城和小城两部分组成。大城南北长九华里,东西长八华里;小城南北长四华里,东西长三华里。两城总面积0余平方里,大小城周长为21433米(约21华里)。金人李馀庆《齐记补》:“齐故城,周五十里,高四丈,十三门。”[]西汉前期,临淄的人口由战国时七万户增加到十万户。

    邯郸:战国时作为赵王城,其城由东城、西城、北城三部分组成,每城东西、南北长度均达一千米以上,总面积达505万平方米[9]。此城后毁于秦汉之际。而汉时的邯郸为全国五大都城之一,其规模也不应太小。

    成都:城虽比长安小得多,但周长也达22公里[10]。宛:周长也达“三十六里”[11]。

    除全国中心城市外,一些郡县城市的规模也有较大的发展。人口超过十万者不乏其例。颍川郡之阳翟有户4150,口109000;同郡之俨陵有户49101,口2141;鲁国之鲁有户52000;楚国之彭城有户4019[12]。上述城市的人口数量约在10万至30万之间,应是城市中较大者。汉代郡县级城市的面积,虽有扩大,然情况不一。据考古材料,一般江南普通城面积多不足一平方公里。在可确认的安徽50多座汉城中,37处可以计算出它们的面积。其中面积在1平方公里以上的城址有11处,面积在01～1平方公里的有23处,不足01平方公里的有3处[13]。中原地区的县城可能更大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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边城随着汉代政治经济的发展,面积和人口也都有所增长。如古城楼兰,东西城垣长3335米,南面长329米,西、北面各长327米,总面积为10240平方米[14]。河北武安县城城址面积04平方公里,福建崇安的城村古城面积04平方公里[15]。当然,郡治所在的县城规模要比一般县城大,如内蒙古昭乌达盟宁城县城的西汉平刚县城址,面积144平方公里[1]。安徽地区相县城为沛郡郡治,寿春为九江郡郡治,其面积均超过1平方公里[17]。需要说明的是,汉代城市的规模在不同时期、不同地区是有很大差异的。如汉代的移民会使某个城市的人口骤增,陵县和边城的情况更是这样。东汉大幅度移民较少,且边境“羌乱”、“反叛”不断,故东汉北部边城人口较西汉有所减少。南方城市,在东汉时随着江南的经济开发,其发展速度和规模均远比西汉为高为大。

    汉朝的城市发展的表现还有一个突出之点,就是它的经济性增强。战国时期的城市政治性特强,不少只是城堡。而且这时的城市内部农业用地比重比汉代大得多,而汉代城市内部虽仍有不少农业用地,但已显得非常零星,城市所需的疏菜等副食品主要靠城外供应。

    汉朝的城市值得注意的是“市”。它是古代城市经济职能增强的主要体现者。汉代县城以上的城区中,都由统治者设立了“市”,与春秋战国时期一样,汉代的市场仍设在城区中某一固定地

    域。市内有手工业作坊,有商业列肆。但汉代郡县城市中的市比春秋战国时有所发展。其一,全国市的总数大增,1000多县城设有市场;其二,每城不限于一市,如西汉“长安市有九……六市在道西,三市在道东,凡四里为一市”。还有“柳市”、“直市”、“会市”等[1]。王符说东汉百郡千县有“市邑万数”[19]。一城之内,有如此诸多之市,不能不说其商业异常繁荣。其三,立市的规格较灵活。如“高帝六年(前201年),立大市”[20]。有的学者认为“大市”应是直属中央管理之市,并不属于各郡县[21],是有道理的。王莽时,则在洛阳、临淄、邯郸、成都、宛设“五都司市师”就是直属中央管理。其四,汉代在工商业发达的地方立市。汉代立市虽皆由官府设立,然并非任意所为,多半在工商业发达的地方。如关中的栎阳,早在战国时即是“东通三晋,亦多大贾”[22],成为工商荟萃之地,汉代在此立市。同时,汉统治者设市已不得不放弃礼制的要求,根据自然形成的商业中心确定位置,如洛阳三大市皆在城外,长安九市也散于长安城各个方位。商业荟萃的地方,皆有市的设置,如陕县有“陕市”[23],河南县置“河市”[24],云阳有“云市”[25]等。不胜枚举。

    汉朝不仅内地城市商业繁荣,边城贸易也较发达。从《居延汉简》中可知,居延县民常去河西诸边城做买卖。如囗“为家私市酒泉持牛车二两案毋囗囗”[2],“囗为家私市张掖居延囗”[27],“囗张宗为家私市得唯府告”[2],在边城遗址和城周围的墓葬中,普遍有铸出土。在右北平郡郡治遗址和霍洛柴登汉城内都发现了大规模的铸钱作坊,出土了许多钱范[29]。可见,边城因贸易是有一定货币需求量的。

    汉朝的城市不仅商业繁荣,手工业也很发达。长安城内设有东、西织室,集中了大量织工匠人,专门为消费最多的皇家生产高级丝绸绫绢。手工业中的冶铁、木工、漆器、制革等都较发达。汉武帝时,即利用当地的盐业,置起了盐渎县[30]。考古已发现,汉代的宛县城中有多达12万平方米的冶铁遗址[31]。在已发掘的3000平方米中,有炼铁炉17座[32]。临淄设有大规模的官营手工业作坊,称为“官服”。织工常常达数千人之多,并设工官专门管理,每年开支达几万万钱[33]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云:“齐俗弥侈,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,号为冠带衣履天下。”可知其商业、手工业繁荣之状况。

    汉朝的许多城市的工商业相当发达,有的直接就是因手工业、商业的发达而设立的城市。这些都表明汉代城市的经济性明显增强。当然,这并不排斥汉代城市强烈的政治功能。

a8548647

这个将领也不错呐！顶

xubofei

晕，南北差异好大哦～

hf_chaotian

......可以参考啊

严卫香

淡定淡定，低调低调